原標題：李稻葵：400多年以來的第一次！和蘇聯、美國、韓國、新加坡相比，中國的崛起屬于什么水平？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40年間，中國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中國經濟占全球經濟的GDP比重，從1980年的2%（按照市場匯率算），提升到本世紀初的10%，再到現在的15%，可謂一路高歌。反觀老牌帝國英國，工業革命前其經濟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在0.5%左右，工業革命后則始終在4%以下。看向美國，其經濟“起飛”也是十分迅速，但是波動巨大，好的時候能夠達到將近15%，不好的時候則降到-8%。再與蘇聯最好的時期進行比較，與韓國、新加坡等國進行比較，我們會發現，4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歷史上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整個經濟增長速度是相對比較平穩的。
經濟的飛速發展，有沒有可借鑒意義？當然有，不過，我們不能自稱是“中國經濟學”，而要從發展中提煉出普遍性。
經濟學家李稻葵從經濟學層面對改革開放40年進行了回顧、梳理和總結。
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成就
這張圖表達了我們中國經濟在世界中的比重變化。請大家注意，圖中這張圖的兩根虛線，最后并成了一根虛線。
下面的虛線，是一位名叫麥迪遜的英國人發現的。他說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曾經經歷過兩個高峰，第一次是1600年，也就是明朝后期；第二次是1820年，他認為中國的GDP占到了全球30%左右。1820年后，由于其他國家出現了并且不斷推廣了工業革命，中國經濟的比重在全球經濟中出現斷崖式下降。當然，改革開放之后我們開始了歷史性的恢復，從5%恢復到今天的15%，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的話，其實是20%甚至是25%左右。
麥迪遜的這條虛線，被大家反復引用，但是，我們認為這張圖有問題，所以我和我的團隊花了13年時間，專門研究查證歷史上的糧食產量、生鐵產量、銅產量、紙張產量、煤炭產量等等，結果發現跟麥迪遜的虛線完全不一樣。這是因為，他是拍腦袋出結果的。麥迪遜去世前，我們跟他有很多電郵聯系，他說在歐洲不可能查那么多歷史資料，于是假設人均GDP是多少然后乘上中國當時的人口。
我們重新計算后，得出了上面的那條虛線。歷史上的中國只有一次高峰，那就是1600年，當時我們中國的經濟活動量占到了全球的將近38%，從此開始，中國經濟在全球中的比重逐步下滑，再到1820年出現斷崖式下降。
因此，我們今天見證的中國經濟崛起，不是大清鼎盛時期以來的恢復，而是過去400多年以來的第一次。
再簡單列幾個圖。
GDP占世界比重：中國VS英國
GDP占世界比重：中國VS英
上面這張圖講的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占全球經濟的GDP比重，從1980年的2%（按照市場匯率算），到了本世紀初的10%，現在是15%。反觀英國，工業革命前其經濟占全球經濟的比重在0.5%左右，工業革命后則始終在4%以下，所以如果純粹按占經濟比重而言的話，我們的經濟崛起比當年英國工業革命意義更大。
經濟發展速度：美國VS中國
經濟發展速度：美國VS中國
我們還和美國的“起飛”進行了比較，發現中國的崛起速度比美國當時的崛起平穩多了。美國的紫線波動非常大，經濟好的時候能夠達到將近15%，經濟不好的時候增速是-8%，而我們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比較平穩。
我們還和蘇聯最好的時期進行比較，和韓國、新加坡等進行比較，總的來說，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經濟增長是歷史上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同時整個經濟增長速度是相對比較平穩的。
如今，我們的物質產品生產量在全球的占比也是非常大的，其中鋼鐵45%左右，水泥65%，家電30%，工業設備工業機床工業母機世界第一，汽車包括卡車和轎車大概是全球的1/3左右，此外，農村貧困率下降、大學生人數激增、嬰兒死亡率下降、百姓人均壽命延長等等。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什么呢？無非是每個人能夠得到自由的發展，所以改革開放40年以來自由度大幅度上升。
1985年，我從清華畢業，那時候要被分配工作，不服從分配會受到紀律的制裁。現在有些人可能羨慕那個時候有工作分配，可是你沒有想過，如果分配到一個你不喜歡的工作會很痛苦。現在，我們有擇業的自由，有擇居的自由。
市場交易的自由度也有了，我讀書的時候還要工業券、糧票，現在經濟交易大幅度自由化，資產的擁有程度也是巨幅提高，我們300萬億的房地產資產由百姓擁有，這在改革開放初期不可想象。
市場經濟思想也深入人心，我們現在要做的是，加深對市場經濟的認識。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世界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用我們的官方表達叫做“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這個格局變化的最根本一條就是，美國的統治力相對下降，美國之外以中國為代表的一系列國家的相對參與度和影響力在上升。
回頭來看，上一個世紀被稱為“美國世紀”一點不為過。
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超過英國，但那時他們認為自己是小國，是一個大陸型國家，三面環海，自給自主，自然條件非常好，不用介入全球事務。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人還是不想介入，但是同時借錢給德國和英法，兩邊當債主。1917年4月，美國人一看歐洲戰場涇渭分明了，趕緊加入英國，以期戰后可以分贓，也由此慢慢登上歷史舞臺。
二戰后的1945年，美國來到了舞臺的中央。美國推出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推出了世界銀行，還提出了ITO國際貿易組織，當然，他們自己否定了自己的ITO，最后達成了一個關貿總協議。
所以，我們習慣的美國國際主義是1945年之后才形成的，它是東西海岸的精英組織的，是猶太進步主義者組織的，基辛格、布熱津斯基、薩默斯、伯南克都是猶太人。
說到這里就要講一下美國的國民性。借用已故的哈佛大學政治學學者亨廷頓的說法，美國的國民性用中國的話翻譯叫“小國寡民”。他認為，美國的國民性不是1776年獨立戰爭形成的，而是1620年9月份，五月花號船從英國啟航，11月到達波士頓普利茅斯港口的時候形成的。船上的這批人是在英國受迫害的清教徒，來北美洲尋求一個新的世界，尋求一個按照自己的理想創造的世界。
基于這種國民性，現在美國中部老百姓“造反”了。他們發現，發展了半天，自己的利益犧牲了，華爾街發展得很好，高科技發展得很好，自己的就業反而沒了。因此，現在的美國是分裂的，美國中期選舉之后中部是紅色，是共和黨，兩岸則是民主黨，這是美國百年變局之根，美國人不想當領導了，王道退化為霸道。
何為霸道呢？
就是你的體系建立起來了，那我就不跟你玩了。WTO的規則不遵守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退出了，威脅要退出整個聯合國，還威脅北約付錢，簡單來說就是，一切以自己的利益為中心。
可以說，美國現在是新內戰，我稱之為是思想的新內戰。
坦率來講，在于美國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沒有與時俱進。很多美國人也同意我的觀點，美國的憲法是1789年通過的，而當下，美國的國民結構、通訊結構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還抱著憲法不動，肯定是有問題的。
我們再看看英國人。英國人是不斷與時俱進的，他們上議院的投票規則在不斷變化，上議院的原稱是“貴族院”，顧名思義就是成員都是貴族，現在不是了，很多知識精英都在里面，并不是貴族。可以說，英國的政治制度很聰明，美國反而很理想主義，是歐洲大陸被迫害出逃的一幫人想建立一個理想國。
第二個世界格局變化是什么呢？是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正在崛起，經濟實力大為增強。
如果20年前，美聯儲像今天這樣連續八次加息，而且要收回自己的流動性，開始把國債券賣出去把現金收回，那新興市場肯定倒霉，但是到目前為止，只有阿根廷、委內瑞拉、印度尼西亞稍微受點影響，總體影響不太大，為什么？因為其他這些國家金融深化了，以自己的貨幣發債了，對美元依賴度已經下降了。
而且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像匈牙利、捷克，這些國家現在跟中國感情很好，中國組織16+1，每年去一趟，他們很高興。進博會的時候，捷克總統澤曼拄著拐棍來的，老先生很敬業，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對中國的感情也很強烈，他們都在政治上對美國很不滿。
第三個世界格局的變化是，一批發達國家也發生了變化。
在這里，我要著重強調的是德國，西方國家不要老說中國在崛起、中國在復興，已經復興、崛起的是德國，只不過德國人不愿意講。
一戰二戰中，德國都被打敗了，他們牢記記住了歷史的教訓，不再敢講民族主義，2014年的世界杯奪冠后，敢釋放一點民族情緒了，但慶祝完馬上回來說我們是歐洲人，我們是歐洲一體化，這就是德國人的心態。但事實上，德國已經復興了，它的經濟如日中天。現在，德國把荷蘭的很多企業都納入自己的供應鏈，意大利北部的經濟，捷克和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的經濟領域，都是德國人的身影。
普魯士——德國的根基，很大部分的土地在波蘭，德國人現在想明白了，不搞傳統的領土認證，只要日子過得好，只要波蘭允許我們去買房子就行了。德國人躲在歐洲的后面，躲在歐元的下面崛起了。
現在，世界經濟和貿易正在形成三大集團，一個是北美，包括墨西哥、加拿大，一個是歐洲，德國是中心，一個是中國。
此外，WTO的重要性被大大削弱，IMF的權威度和能力也相對下降了，世界銀行不就是5000多億美元的資產嗎，截至3月末，我國國開行資產總額就已達15.55萬億元，世界銀行相對作用也下降了。
我們不能讓西方貼標簽
我們先要弄清楚為什么要從經濟學層面總結改革開放40年。
這是因為世界格局正在發生上述變化，而這些變化離不開經濟的發展或者衰退，我們只有先了解基本的現狀，才能講清楚自己的實踐，自己的理論。
西方一直說我們正在實行的不是市場經濟，而是權貴資本主義、老朋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還質疑我們是不是要恢復以前的計劃經濟。我們不能讓他們貼標簽，自己的話要講清楚，話語權不能缺位，這很重要。但是話語權不能只靠講故事，中國的故事當然要講好，故事背后的理論也要講好。
此外，還有更高的要求，那就是為世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是全球五大軸心文明國家之一，我們看其他的軸心文明國家，以猶太教為根，演變出天主教、新教、東政教等，最后衍生出一套民主制度。我們則是另一個體制，另一套文明，我們必須要用國際通用的語言解釋中國的實踐，要提煉出具有普遍意義的、操作層面可復制的經濟學理論，這樣，人家才信你、學習你。
那么，如何從經濟學層面總結呢？
首先，必須要厘清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把失敗的教訓當成經驗。
這就需要實事求是，做大量實證工作，對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產業政策、科技攻關等做案例調研。我們還要進行反事實推斷，假如當時沒有這么干會不會有其他更好的方案，這是嚴謹；還要厘清過渡性安排和穩定的制度安排，不能把過渡性的東西作為永遠的。
其次，是要有比較寬闊的國際視野，要看到國外以及歷史上是怎么做的，我們與他們有何不同，進一步得出我們需要怎么做。
第三則涉及到評判標準，我個人認為就是看國際上的教科書會不會因為我們的經濟實踐和進一步得出的理論而適當地改變。
以前我也表達過類似的想法，很多網友都說我是天方夜譚，妄想改變人家的教科書。我給大家講個真實的故事：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哈佛大學教授曼昆在講經濟學原理的時候，學生們集體罷課，拒絕聽，他們認為，你說的這些理論和窗戶外面發生的事一點關系都沒有。
還有一個事情就發生在當下：
英國主流經濟學家正在發起一場運動，要重新編寫教科書，而且他們是在網上寫，召集很多人一起寫，追求包容性的經濟學原理，而且還辦了學習班，準備在全世界各地推廣。這個事情還得到了英國財政部的撥款支持。
所以，我們不能抱著過去二、三十年前美國的教科書，說這是金科玉律，是改變不了的，我們要有信心讓西方接受我們的經濟故事。
四個經驗、兩個誤區
我認為中國的經濟經驗有四個方面值得總結，在國際上具有普遍意義，也具有一定的可復制性。
第一個方面是，新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最大最直接的源泉。
經濟要發展就必須幫助新企業創立，尤其是要調動地方政府積極性。怎么調動呢？地方的稅收和經濟發展是密切結合的，因此政府必須要給企業幫忙。美國的稅主要是來自于個人所得稅、房產稅，這是對老百姓收的，企業所得稅則從33%降到21%。當然我絕對不是說收稅低很好，要適當對企業收稅，而且這個稅交給基層政府，這樣基層政府也有積極性幫助企業解決各種各樣的問題。直白一點，政府必須對企業有感情才行。
第二個方面是宏觀調控。經濟過熱時候一定要削減項目，通過經濟手段甚至行政手段，壓縮重復建設的一些項目。
讓我們反過來看一下西方，西方企業行業實行自我調節。拿美國的航空行業來說，70年代末完全放開了，折騰了40年才開始逐步進入穩定。在過去的40年里，美國的航空行業總是過分進入，總有航空公司破產，這個過程太慢了。如果沒有政府的直接調控，企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微觀經濟學博弈論，叫做消耗戰：反正我扛著，你們扛不住你們下去，我有現金流，只要扛到最后就是贏家。
如果這個行當里有10個企業，我借了錢扛，最后熬成3家我就成功了，這其實就是美國航空公司的故事，人人都想扛。航空公司為什么能扛這么久，因為我們都是先買機票后坐飛機，不賒帳，還經常交了錢不坐飛機，白給他們錢。所以航空公司一邊破產一邊不差現金流，浪費社會資源。這點要學習中國，適當地限制進入，或者強迫一些企業退出，同時政府要給一定的安置。
第三條是有管理的開放。中國走的是一條有管理的、有序的開放道路，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發展，促進了改革。
我們的開放是政府有超前意識的開放。我舉個例子，做芯片的因特爾，很早就在大連投資了，按比較優勢來說，我們中國連造汽車都嫌早，搞什么芯片呢，做鞋帽就夠了。但是大家想想看，為什么要吸引因特爾過來？目的是學習，雖然因特爾不跟我們搞合資，我們看看也行，派兩個經理過去當管理也行。看完了起碼知道制造芯片需要這樣一個流程，需要這么久的時間，需要這么多資金。這就是我們積極的、超前的開放的目的，促進學習，而且要學習學習再學習，而不是僅僅看著那點比較優勢。
正是有了學習的過程，我們的經濟才能不斷升級，我們的企業家知道了怎么去維護客戶關系，怎么做人力資源管理，我們的工人知道怎么樣上班守規矩，我們地方政府知道怎么按流程辦事。
第四條是關鍵市場的培育。重點有兩個，一個是從無到有的房地產市場。1990年還是福利分房，到了今天資產達到300多萬億人民幣。當然房地產的問題還有很多，但是畢竟是18年制造出來的一個大市場，這里面也有政府重點扶持的，比如早年土地的使用權怎么轉讓，比國外效率高。
另一個就是金融市場。1984年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分開了，然后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分家，商業銀行里撥出政策銀行，再有開發銀行不斷發展，商業銀行不斷改制。這個過程，本質是以本幣為基礎的金融深化，讓老百姓心甘情愿地長期持有金融資產，然后企業和政府拿了資產才能搞基礎設施建設，才能辦企業。我們粗算了一下，百姓持有150萬億的金融資產，同時這些錢被逐步地布局到了各個行業。中國為什么能夠搞這么多基礎設施建設？背后是金融深化，光靠財政錢是不夠的。中國改革開放的這一點，菲律賓就可以學習，謹慎管理自己的金融，讓老百姓有一個比較穩定的預期，愿意持有貨幣，才能一點一點地建設國家。
最后，我們要避免兩個誤區。
第一個是不能講“中國經濟學”。早年我在個別場合講過這個概念，現在我覺得要仔細考慮。馬克思研究的是英國，但馬克思說我研究的不是“英國經濟學”，亞當·斯密說我研究的是蘇格蘭、愛丁堡、格拉斯哥的情況，但不是蘇格蘭經濟學，不是愛丁堡經濟學，也不是格拉斯哥經濟學，就是經濟學。所以，我們不能按國界分，要提煉普遍性。
第二是要避免從外到里。我總結的東西如果必須要得到美國主流雜志的承認，那么我們永遠做不出來，就好像如果你想設計一個新的時裝，這個時裝和現在的審美不太一樣，如果你去巴黎、米蘭做展覽，肯定會被你踢出去。所以，你要有一定的距離，等達到一定程度后，別人自然來認可你。這個理論是美國哲學家庫恩提出的“科學的革命”。
現在，我們的重要工作是把自己的實踐總結好，把自己的理論總結好，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可復制的理論，這樣才能更好地反過來指導我們自己的改革開放和實踐，同時也能在國際上贏得理解甚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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